“李法官，您名下两件案件执限只剩最后一天了，今天必须报结！”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
早上八点半，指挥中心节点监督专员小杨的电话准时响起。她不知道的是，在电话响起之前，我已经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两个刺眼的红色数字“1”，沉默了近半个小时。
两起案件标的不大，都是五千多块钱。在法院年复一年浩如烟海的执行案卷里，它们普通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此刻，它们却像两块沉重的石头，不偏不倚地压在我的心上。
第一个案件的被执行人，是五十多岁的网约车司机老张。上次来法院，他黝黑的脸上刻满了风霜，却又写满诚恳：“法官，您放心，我答应的事，砸锅卖铁也做到。”
在我的见证下，老张与申请执行人达成了执行和解，约定分期付款。可就在最后一笔案款到期前，老张却“失联”了。直到三天前，我接到了老张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虚弱：“李法官，我出车祸住院了，现在动不了。你放心，出院那天我一定去法院，把最后一笔钱还上。”助理提醒我：“不能轻信，出院那天就是执限的最后一天了，等他太冒险了。”我知道她说得对。在执行的战场上，我们见过太多谎言和借口。可当我想起老张说“砸锅卖铁也做到”时的眼神时，我还是决定赌一把。筹码，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诚信。
“李法官，今天就是执限最后一天了，不能再等了。”助理再次提醒。她已经准备好了结案文书，就放在桌上等着我签字。我看着窗外，手里的笔却迟迟落不下去。如果此刻将他列为“老赖”，他本就艰难的生计将雪上加霜。法律的刚性之下，能不能再多给他一点被相信的机会？
我把他的卷宗往边上推了推，“再等等”。
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。是另一个案件的被执行人李女士。她怯生生地问：“法官，钱……我凑齐了，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走不开，你们能再来一趟吗？”
我的心头猛地一热。她的案子，同样让我揪心。李女士是一名瘦弱的母亲，独自带着十几岁的孩子，靠打零工求生。为了查明情况，我已登门两次。
第一次，在那间逼仄的出租屋里，她听说要执行，慌得在孩子面前几乎失了方寸，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才凑出一千多元皱巴巴的零钱。那一刻，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被执行人，而是一个想拼命守护孩子的母亲。
第二次，她红着眼眶，拿出一个红布包，里面是一对戴了多年的白金耳环，又指了指家里唯一像样的抽油烟机，“这些……能抵债吗？”我知道，这已是她能拿出的全部。我把在这个家里看到的真实情况讲给申请执行人听后，申请执行人同意免除部分欠款。
今天是我第三次登门，我接过她递来的那叠仍带着体温的现金，“这笔案子已经全部执行完了。以后好好生活，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”她怔了一秒突然留下了眼泪，“谢谢法官……要不是减了那一部分，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完，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了。”
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哭泣。三次登门，不是催促，是理解；一次减免，不是退让，是成全。它成全了一个母亲想拼尽全力守护自己孩子的心，也成全了法律该有的温度。
下午四点，我匆匆赶回法院，推开接待室的门的一瞬间，我愣住了——老张真的来了！
他显然是刚从医院出来，走路都带着疼：“法官……没耽误吧？我出院就来，路上堵得厉害，生怕来晚了……”说着，他从怀里摸出银行回单，“我把钱打进法院账户了，你看看到账了没。”
“你伤还没好，不该折腾过来，我们跑一趟也没问题”我看着他说到，他抿着嘴摇了摇头，“欠的钱就得还，答应了就不能变。你们把案子办得这么认真，我也不能差事。只要我把承诺做到了，心里才踏实。”他用行动，赢下了这场关于信任的“赌局”。
傍晚六点，两起案件以同样温暖的方式画上了“执行完毕”的圆满句号。
有人说，执行法官的工作，就是与“老赖”斗智斗勇。这没错，但在我看来，它更是在纷繁复杂的人性里，寻找那一束诚信与善良的微光。我坚信，只要我们坚持把这束微光护住，司法的光亮就会穿过生活的缝隙，照见更多希望。
